由周良辅、孙颖浩院士作序，医院脑卒中中心兼神经介入中心主任刘建民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western医院TimoKrings教授任主编，黄清海教授、赵文元教授、洪波教授、许奕教授任副主编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精华版即日起于神经介入资讯连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本书的第一章：颅内动脉瘤的诊断及自然病史精彩部分，欢迎阅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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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颅内动脉瘤的诊断及自然病史
颅内动脉瘤（intracranialaneurysm，IA）是颅内动脉血管由于先天异常或后天损伤等因素导致的局部血管壁损害，在血流动力学负荷和其他因素作用下，逐渐扩张形成的异常膨出。人群中IA的患病率为1%~7%[1-4]，该数据来源于尸检或动脉造影资料回顾，结果差异与研究方式有关，回顾性研究报道的动脉瘤发生率往往较低（0.2%~0.4%），而前瞻性研究报道的发生率较高（6%~9%）。动脉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40~60岁常见，但其发生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及种族差异[4-5]。一项经动脉脑血管造影研究提示亚洲人群中颅内动脉瘤患病率约为2.5%~3.0%[6]。新近发表的一项针对中国上海2个社区的横断面调查研究表明，名35~75岁的健康成人颅内动脉瘤检出率为7%，55~64岁人群检出率最高，女性较男性高发[7]。
一、颅内动脉瘤的诊断
（一）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nrupturedintracranialaneurysms，UIA）的诊断
UIA大多数缺乏特异性临床症状，多为偶然发现，少数因头痛、眼睑下垂等症状被发现。因此，无症状的UIA，诊断较为困难。是否在人群中进行颅内动脉瘤的筛查存在争议，但对于高危患者进行无创筛查亦是合理的。多项研究表明，颅内动脉瘤的发生与吸烟、酗酒、高血压、性别等因素有关[5,8]。大约20%的颅内动脉瘤患者自诉有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subarachnoid，hemorrhage，aSAH）家族史（一个直系亲属患有aSAH）。对年龄＞30合并吸烟或高血压病史且有家族性颅内动脉瘤（familialintracranialaneurysm，FIA）史的患者筛查发现，19.1%（58/）的患者检出动脉瘤。统计学分析发现，女性患者、重度吸烟患者（支每年）和长期高血压病史（10年）患者发病率更高[9,11]。颅内动脉瘤的发生除与家族史密切相关外，还可能与多种遗传性疾病相关，包括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I型神经纤维瘤病、马凡综合征、I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弹性假黄瘤、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和Ehlers-Danlos综合征II型及IV型等[12]。Xu等[13]对例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患者进行核磁共振血管造影（MRA）筛査，发现动脉瘤发生率为12.4%，其中30岁、伴有家族史者患病率增加1.倍。因此，对于有家族史或患有与动脉瘤发生相关的遗传性疾病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年龄30岁、吸烟或伴有髙血压病的患者行计算机断层成像血管造影（CTA）或核磁共振血管造影（MRA）等无创检查筛查动脉瘤是有意义的，必要时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确诊。
（二）破裂颅内动脉瘤（rupteredintracranialaneurysms,RIA）的诊断
颅内动脉瘤一旦破裂出血，常表现为aSAH，因此关于破裂颅内动脉瘤的诊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aSAH的诊断及动脉瘤的诊断。
aSAH的临床表现较典型，但每个患者的症状不尽相同。部分aSAH患者头痛不典型，导致误诊，资料表明误诊率可达12%[14-15]。非增强头颅CT一直是诊断aSAH的基础。aSAH发生后3d内行CT检査的敏感性很高（接近%），但此后几天逐渐下降，aSAH发生5?7d后，CT检查假阴性率急剧增加；此时需要行腰椎穿刺检查，脑脊液黄变较血性脑脊液更为可靠。由于血液降解播散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建议在出血6?12h后再行必要的腰椎穿刺检查。目前，由于脑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改进，特别是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质子密度成像、弥散加权成像和梯度回波序列的应用，对CT诊断aSAH阴性但临床高度怀疑的患者，可行核磁共振代替有创的腰椎穿刺检査[16-17]，但如果诊断阴性，仍需进一步行腰椎穿刺检查。
DSA检査仍然是诊断动脉瘤的金标准。在经验丰富的中心，这种有创性检査的并发症发生率不到0.5%[18]。需要强调的是，高质量的旋转造影和三维重建（3DDSA）技术不仅可以降低漏诊率，而且在描述动脉瘤形态、显示瘤颈和邻近血管关系并制定治疗方案方面优于普通DSA[19]。尽管行手术夹闭动脉瘤前，有时仅行CTA检查就已足够[20]，但CTA能否完全替代DSA检查仍有较大争议[21-23]。CTA检查时，由于局部容积效应可能导致动脉瘤颈扩大。此外，由于不同的CT扫描机器、扫描层厚和数据处理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空间分辨率，从而做出“某个动脉瘤不适于介入治疗”的错误结论。而MRA由于操作时间长、急诊患者难以配合等原因并不适于aSAH的病因诊断。同时，由于CTA对于显示3mm以下的动脉瘤仍不可靠[24]，因此CTA阴性的aSAH患者仍需进一步行脑血管DSA检查。部分aSAH患者首次DSA检査结果为阴性，可能是由于载瘤动脉痉挛、血管间重叠、动脉瘤太小、瘤腔内血栓、造影剂量小、压力低、造影设备差或术者经验不足等原因导致。考虑到颅内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的危险性，应在2?4周后再次行DSA检查（14%的患者存在动脉瘤）[25]。如患者条件许可，应转送至经验丰富的脑血管病诊疗中心行再次检査，以降低漏诊率。
良性中脑周围出血是自发性SAH的一种特殊类型，出血主要局限于中脑或脑桥前方，部分患者局限于四叠体池，出血极少累及外侧裂或前纵裂，出血原因不明。一些研究认为髙质量CTA阴性就可以排除动脉瘤性的出血[26-27]，DSA造影检査并不是必须的，但这仍存在争议。有研究表明，2.5%?5%的良性中脑周围出血为后循环动脉瘤导致[28-30]，因此仍倾向于行DSA检查后明确。
二、颅内动脉瘤的自然病史及治疗适应证
（一）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自然病史及治疗适应证
UIA是指临床无出血病史或经病理证实瘤壁未完全破裂的颅内动脉瘤，大多数缺乏特异性临床症状，其最大的危险是动脉瘤破裂出血。由于普通人群中UIA的发生率并不低，但自发性aSAH的年发生率仅为0.%~0.%，这意味着多数的UIA并不会破裂出血。有关UIA破裂的概率，文献报道年出血率为0.1%?8%，考虑到动脉瘤一旦破裂出血所致的高致死、致残率，针对破裂风险高的未破裂动脉瘤进行干预是合理的。动脉瘤的破裂风险与患者因素和动脉瘤因素密切相关，以下分别展开阐述。
1.症状性动脉瘤
约51%的UIA没有任何症状，其他则可能导致头痛、颅神经麻痹及脑组织受压或缺血症状[31]。有症状的UIA通常体积较大，无论是颅神经的压迫症状还是脑缺血症状，均为手术干预的重要指征[32-34]。值得强调的是，快速出现的动眼神经麻痹意味动脉瘤体积的迅速增大或少量渗血，需尽早手术，以防止动脉瘤破裂出血，同时挽救受压的动眼神经[35-37]。此外，多个研究表明，10%~43%的患者在aSAH前可能出现警告性头痛（前哨头痛）[38-39]，出现前哨头痛的患者近期再出血的概率增加10倍[40]。这种症状大多发生在明显aSAH前2~8周。因此，症状性颅内动脉瘤应尽快外科干预已经达成共识。
2.动脉瘤大小
尽管烦内动脉瘤破裂出血的风险与瘤体大小的相关性还存在争议，但动脉瘤大小依然是目前动脉瘤破裂风险研究的热点，多项研究表明颅内动脉瘤的大小与破裂出血风险正相关。ISUIA-2（InternationalStudyofUnrupturedIntracranialAneurysms）的前瞻性研究表明：直径7mm且既往没有aSAH病史的未破裂颅内动脉瘤年出血风险约为0.1%，若既往有aSAH病史出血风险增加至0.4%；而对于直径7mm的动脉瘤，出血风险明显增加（7~12mm、13~24mm和25mm，其年破裂率分别为1.2%，3.1%和8.6%）[41]。考虑到血管测量时的误差，因此有学者建议以5mm为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分界值（测量标准差约为2mm），就可能使99%有破裂风险的患者都能得到治疗[42]。这一建议与Wermer等[43]进行系统综述的研究结果及UCAS（UnrupturedCerebralAneurysmsStudy）研究的结果[44]高度一致，因此在版《颅内动脉瘤血管内介人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中，也将5mm作为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治疗与否的主要参考指标。
然而，上述研究结果主要基于西方人群，能否推广应用到东方人群存在较大争议。来自日本的一项关于小型未破裂动脉瘤的观察研究（SmallUnrupturedIntracranialAneurysmVerificationStudy,SUAVe）随访了例直径5mm的未破裂动脉瘤，发现年破裂风险高达0.54%，其中年轻患者、高血压病患者及多发动脉瘤患者风险增高[45]。据日本的另一项单中心随访报道[46]，直径5mm动脉瘤的年破裂率为0.8%，与5~9.9mm动脉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此外，第二医院的一项大样本研究表明，中国人群颅内破裂动脉瘤最大径的中位数为5.63mm，其中7mm者占70.3%。这与韩国的单中心研究结果[48]相似，其报道的破裂动脉瘤最大径中位值是6.28mm，7mm者占71.8%。因此，多数亚洲专家认为，东方人群小型动脉瘤的破裂风险要高于西方人群，因此，对于直径5mm的小型动脉瘤的治疗，临床决策中应综合考虑其他多种因素，充分估计动脉瘤破裂的风险。
3.既往SAH史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曾有其他来源SAH史的UIA发生破裂的危险高于无SAH史的UIA。虽有不同观点，如Juvela等[49]报道了一组病例，该组共例，荷瘤枚，患者随访至死亡，平均13.9年，全组的年出血率为1.4%，有SAH者并未见出血率显著增高，但多数研究发现有SAH史的UIA破裂危险增高。Heiskanen[50]报道了61例有SAH史的多发动脉瘤，在10年随访期间，7例未破裂的动脉瘤发生破裂出血，发生率为11.5%。ISUIA[51]则进一步作了分层研究，研究中有SAH的UIA例，随访7.5年，直径10mm的动脉瘤较之无SAH史的同等大小的动脉瘤破裂出血的概率大11倍。
4.动脉瘤的位置
Rinkel[52]报道后循环动脉瘤出血的概率是前循环的两倍。ISUIA[51]同样报道类似动脉瘤，基底动脉分叉部出血率为13.8%，椎基底动脉和大脑后动脉为13.6%，后交通动脉为8%，而其他部位为3%，且ISUIA发现前交通动脉UIA出血的概率高于其他部位。发表于《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的UCAS研究结果也表明[44]，后循环及前交通动脉瘤破裂风险分别是大脑中动脉瘤的1.90和2.02倍。综合既往研究，虽破裂的风险不尽相同，但对以下3点结论基本达成共识：（1）动脉瘤破裂的危险性与动脉瘤的位置相关。（2）后循环动脉瘤、后交通动脉瘤破裂危险较高。（3）接近中线的动脉瘤，如前交通动脉瘤、基底动脉顶端动脉瘤破裂的危险较高。眼动脉和海绵窦内动脉瘤出血危险较低。其机制一方面与血管的胚胎发育以及瘤周结构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不同的位置其血流动力学各异，因此动脉瘤破裂的概率也不同。
5.动脉瘤的形态
虽然动脉瘤的大小与破裂风险相关，但这没有考虑载瘤动脉的因素，同等大小的动脉瘤，发生在直径迥异的血管上，其破裂风险可能也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动脉瘤及载瘤动脉的形态学与动脉瘤破裂的关系。研究发现动脉瘤的高宽比[动脉瘤的最长径与瘤颈平均宽度的比值(aspectratio,AR)]，大小比[动脉瘤的最高高度与载瘤动脉直径的比值(sizeratio，SR)]及动脉瘤与载瘤动脉的倾角与动脉瘤破裂的概率相关。这些指标反映了载瘤动脉在局部的扩张程度以及血流对瘤壁的冲击角度，可作为判断动脉瘤破裂概率的参考依据，但由于样本有限，研究结果尚未能被临床运用[53]。临床常用判断动脉瘤破裂的形态学指标是动脉瘤是否规则以及是否含有子囊。尽管部分动脉瘤不规则或出现子囊是由于动脉瘤生长过程中蛛网膜小梁束缚所致，但一般认为，含有子囊或形态不规则的动脉瘤破裂风险增加，UCAS研究结果表明，形态不规则伴有子囊的动脉瘤破裂风险显著升高，为不伴子囊动脉瘤的1.63倍[41,44,51]。
6.多发动脉瘤
多项研究表明，颅内多发动脉瘤的发生率为20%~30%，女性、吸烟史、高龄以及患高血压的动脉瘤患者更容易存在多发[54-56]，这些危险因素也正是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因素。镜像动脉瘤是多发动脉瘤中的一个特殊类型，ISUIA中的发病率约为12%，此类患者较普通多发动脉瘤患者发病年龄轻，动脉瘤瘤体大且更易伴有家族史，累积破裂风险更大[57]。SUAVe研究的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多发动脉瘤患者破裂风险显著高于单发动脉瘤患者，是其4.87倍[45]。因此，对于多发动脉瘤患者，应该接受更为积极的治疗，此观点已被广泛接受。
7.患者因素
患者的遗传背景（家族史）、年龄、性别、高血压以及吸烟史等亦可能与动脉瘤破裂的危险相关。家族性动脉瘤由于发病机制不明、常伴有遗传性结缔组织病、发病年龄轻以及多发比例高等原因，较非家族性动脉瘤有更高的破裂风险[58-60]。年龄对动脉瘤的影响报道也不完全一致，甚至矛盾。一般认为，老年患者动脉瘤年破裂风险高于年轻患者，年龄越大，动脉瘤破裂的风险越高，ISUIA显示年龄59岁，动脉瘤出血的概率是年轻者2倍。而SUAVe研究发现，年龄50岁的患者动脉瘤破裂出血风险显著升高5.23倍。因此，虽然老年人动脉瘤更易出血，但患者预期生存时间相对年轻人短，累积出血风险未必增加，在具体个案判断时应综合加以权衡。性别可能对动脉破裂的风险也有影响，目前公认的是女性动脉瘤破裂的危险高于男性，Rinkel等[4]回顾统计男女动脉瘤破裂危险分别为1.3%和2.6%。
多项研究表明高血压能诱导颅内动脉瘤的形成[61-62]，但关于其与动脉瘤破裂的关系仍有争议。虽然InagaWa[62]和Juvela等[63]报道高血压并不增加动脉瘤破裂的危险，但SUAVe研究[45]和一项收集了6项高质量研究的荟萃分析[64]却表明高血压患者破裂风险显著升高。Juvela等[63,65]研究也发现有吸烟史的颅内动脉瘤患者破裂风险显著升高（HR=2.44）。
此外，研究表明未破裂动脉瘤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焦虑或抑郁情绪[66-68]。即使未破裂动脉瘤患者被告知治疗的获益很小或获益不肯定，由于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往往放弃保守治疗而坚持要求手术治疗，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对于这些患者干预方式可更为灵活。患者希望改善生活质量的强烈要求可能使风险-获益分析更倾向于采取干预措施。
综上所述，未破裂动脉瘤的自然病史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目前尚无准确的方法能够个体化地计算颅内动脉瘤的破裂风险。Greving等[64]基于一项荟萃分析，新近提出了PHASES评分系统，综合考虑了人种（population）、髙血压（hypertension）、年龄（age）、动脉瘤大小（size）、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史（earlierSAH）和动脉瘤位置（site），对动脉瘤进行个体化分析，但它只能够预测动脉瘤诊断后5年的破裂风险，临床应用仍有较大局限性。因此，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决策仍取决于手术风险与动脉瘤破裂风险的平衡。
年颁布的《颅内动脉瘤血管内介入治疗中国专家共识滩荐的未破裂动脉瘤介入治疗适应证主要包括：
（1）症状性未破裂动脉瘤应尽早治疗，以避免症状继续加重，危及生命。
（2）对于直径≥5mm的无症状未破裂动脉瘤建议进行干预。如动脉瘤直径5mm应根据动脉瘤的形态、位置、数量和患者情况等综合判断，对于伴有子囊、多发、位于前交通动脉、后交通动脉和后循环、预期生存时间10年、伴有aSAH病史或有家族史的患者推荐积极干预。
（3）未治疗的未破裂动脉瘤患者，建议其动态随访，随访过程中发现动脉瘤进行性增大、形态改变，建议进行干预。
（4）由于患有未破裂动脉瘤导致患者心理障碍，严重影响工作生活的可适当放宽干预指征，采取更加积极的治疗策略。
（二）破裂颅内动脉瘤的自然病史及治疗适应证
动脉瘤破裂出血（aSAH）的病死率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很高。10%~15%的aSAH患者来不及就医直接猝死，首次出血病死率高达35%[69]。动脉瘤破裂出血后的第1天再破裂风险最高，约15%的患者在出血后的数小时内发生明显再出血，在随后的4周内每日再出血风险相对平均，累积出血风险达40%[70]。如果破裂的动脉瘤未经治疗，截止首次出血后6个月，约1/3的患者死于再出血，再出血的累积风险为50%，此后十年内，每年的再出血风险降至3%，而再次出血病死率则达60%~80%[70]。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动脉瘤破裂早期再出血发生越早其预后越差[71-73]，因此，动脉瘤一旦破裂应紧急手术治疗。
（杨鹏飞陈岩赵文元）
中文版前言在先辈们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神经血管解剖学、数字化影像学及介入材料学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革命性进步。随着这些新认识、新方法和新材料等快速完美的集成组合，使神经介入这一新兴的亚学科以令人惊奇的速度飞速发展，脑血管病的诊疗也进入了精准微创的新时代。这一新兴的技术已成为颅内动脉瘤、脑脊髓动静脉畸形（瘘）、头颈部供血动脉狭窄及急性缺血性卒中等脑血管病治疗的重要方法。尤其是随着神经介入在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疗效的不断提高，治疗范围的不断拓展，颅内动脉瘤治疗的理念、策略和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患者因此获益。目前，国内外的指南已将介入治疗推荐为颅内动脉瘤首选的治疗方法。这一微创治疗新手段使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由巨创到微创、由难治到易治、变不可治为可治。作为医生，我们为拥有这种更安全、更有效、更微创的新技术去帮助患者远离疾病和残疾而兴奋不已。我也为能有幸成为一名神经介入医生深感自豪！
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虽然是一门微创治疗技术，但我们面对的是神圣的生命，其手术操作技巧最为精细且生死攸关。我们要付出多年的时间去学习与训练，使我们具备渊博的知识、灵巧的双手和训练有素的眼睛。在技术不断发展和迅速普及的情况下，有3点问题值得重视：（1）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强调个性化治疗，没有任何两个颅内动脉瘤完全一样，不同部位、不同病因及不同形态的动脉瘤所涉及的病理生理、自然病史、影像功能解剖以及手术策略和手术技巧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对术者的基础理论、手术决策和操作能力有较高的要求。（2）神经介入的手术效果与材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材料学的更新换代极其迅速。因此，术者必须熟悉各种材料的特点和运用技巧，针对具体的病例，选择和运用最合适的材料。这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手术的疗效和成败。这就要求术者具备大量的手术实践经验，同时，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及时了解学科的最新发展，才能保证手术质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3）颅内动脉瘤的残死率极高，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用最通俗的语言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使他们了解自己疾病的真实情况并理解自己的病情，使他们能够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正确选择，并为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成功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以生存或治愈，因为有大量的问题是目前医学科学技术尚无法解决的。最重要的是，无论病情多么复杂凶险，作为医者，都能竭尽全力，尽己所能。
年，在马廉亭教授组织的学习班上，我第一次接触到神经介入，便被深深吸引；年，在日本第一次看到GDC，更让我兴奋不已；年，参加牛津大学Byrne教授主办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习班，我深深体会到神经介入的无穷魅力和面临的挑战。在学习、实践、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缺少经验，走了一些弯路，我开始思考如何持续学习，如何缩小国内外的差距，如何在我国推广并提高神经介入医生的同质化水平。为此，1年，我们创办了OCIN，并手术直播了颅内支架成形术等10台手术；同年，开办了OCIN学院的第一期学习班；3年，我们创办了每季度召开的以讨论并发症和死亡病例为核心内容的神经介入沙龙。如今，OCIN已成为神经介入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OCIN学院也将迎来第期学习班；神经介入沙龙得到同行的广泛响应和认可，并逐渐在全国推广。6年，我们创办了东亚神经介入论坛（EACoN），每年在中日韩轮流举办；年，我们顺利举办了世界颅内支架大会（ICS）；今年，我们在上海又成功举办了世界神经介入治疗大会（WLNC）。以上的各个交流培训平台都是以病例直播和讨论为特色的。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临床医生从病例中学习提高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之一，从病例中学习相关知识会更加生动并易于掌握。非常有幸，我在年的OCIN与TimoKrings教授相识，我们都非常热衷于神经介入治疗的培训和教育，在讨论这一话题时，我们的许多观点完全一致，并决定共同撰写一本基于病例研究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经过多次的讨论确定了编写大纲，并精心挑选了长海脑血管病中心具有代表性的病例，反复商榷每个病例的特点和教学点，从病史、体征、影像、解剖、技术、材料、策略、并发症、围手术期处理、随访、存在问题及相关进展等方面详细解析，将我们二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的经验真实地融入其中，力求使读者在阅读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希望能从每个病例中吸取到所需要的知识。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想首先感谢国内外的前辈和同仁以及我的医疗团队，感谢你们无畏的探索、经年累月的默默工作和无私的分享，本书从你们艰辛的工作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同时，我要感谢我的患者和家属，医患同心，其利断金，你们的信任和坚持，给了我们实践的机会，解除你们的病痛是我们最大的前进动力。最后，还要感谢不断创新研发改进DSA设备及神经介入器械的所有科技人员及公司。他们不断创新的神经介入系列产品，使我们具备了更多的方法以更强的能力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刘建民
年9月于上海
主编简介刘建民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全军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海军医院临床神经医学中心主任、神经外科主任、脑卒中中心兼神经介入中心主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秘书长兼出血性卒中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介入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神经系统疾病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介入医学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脑卒中分会主任委员，全军及上海市神经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医师定期考核介入医学专业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国内外10余本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副主编、编委或审稿专家。
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以脑血管病微创治疗为特色，开展颅内动脉瘤、脑供血动脉狭窄、急性脑梗死、脑(脊髓)动静脉畸形及动静脉瘘等脑血管病的治疗万余例，首创颅内支架侧孔成形术等11项新技术。
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及全军重大攻关课题等科研项目19项，主编专著2部，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表论文篇，其中SCI收录余篇，主持制定脑血管病介入治疗规范及专家共识各1部。
创办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大会(OCIN)、东亚神经介入论坛、颈动脉狭窄论坛、颅内动脉瘤论坛，OCIN学院及神经介入沙龙，先后承办世界脑血管痉挛大会、世界颅内支架大会及世界神经介入直播大会。研发系列神经介入器具，目前已获得产品注册4项，完成临床验证并上报SFDA待批产品2项，正在进行临床验证产品2项。先后应邀在牛津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多伦多大学等7所大学讲学、手术演示以及在国际大会专题发言30余次。获教育部、军队及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5项。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育才银奖及“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TimoKrings教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western医院教授、神经放射科主任、前欧洲神经放射协会副主席、欧洲神经放射学会科学委员会主席。Krings教授早年在德国亚琛医学院(Aachen)和美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学习，后长期与两任世界神经介入主席RerreLasjaunias和KarelterBrugge教授合作共事，对脑脊髓血管的胚胎发育和影像解剖、脑脊髓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其介入治疗积累了深厚的学养。
在亚琛医学院期间，Krings教授因神经系统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赢得广泛声誉，荣任德国最年轻医学教授，随后担任亚琛医学院神经介入主任。8年，Krings教授赴多伦多大学工作，并接替了KarelterBmgge教授的职位。他先后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2部，参编30多本著作；兼任《Strake》《Brain》等26本神经领域相关高影响力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同时担任牛津大学、苏黎世大学、维也纳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国际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其主编的《Case-BasedInterventionalNeuroradiology》通过具体的病例深入、系统地阐述了神经介入学相关疾病和理论，并对本书的编撰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文序一我国古代庄子（公元前?前年）说“无古无今”，英国莎士比亚说“Whatispastisprologue（凡往昔事，皆今序章）”，我们也常说“温故而知新”，可见古今中外都很重视历史。什么是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历史呢？这可追溯到20世纪初，由于颅内动脉瘤用银夹直接夹闭（Cushing,年）不仅风险大，且疗效不好，因此外科医生尝试开颅暴露动脉瘤后，用银丝经动脉瘤壁插入动脉瘤内，再接直流电促进血栓形成，或插入经消毒的猪毛或马毛（Gallagher，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带球囊的微导管，Luesenhop（年）、Serbinenko和Djindjian（年）先后用这些导管，通过颅外的血管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开启了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先河。但是，由于血管内介入材料和制造工艺以及人们认识的限制，经血管内治疗颅内动脉瘤发展缓慢。直到年，Guglielmi与工程技术人员合作，研发了电解可脱弹簧圈（GDC）治疗颅内动脉瘤。GDC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创举，生动地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对医学的影响，GDC的出现和应用不仅使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从血管外发展到血管内，而且掀开了经血管内的神经介入新篇章。如今，虽然动脉瘤夹技术得以不断完善，动脉瘤显微手术也逐渐成熟，但血管内介入仍发展成为颅内动脉瘤治疗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成为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飞速发展，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理念、方法和器械约每隔10年就会发生变化。因此，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与普及是当今我国从事神经介入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医院刘建民教授及其团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一书。刘教授及其团队对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他们把长期工作积累的大量病例汇集成书，通过各类典型的病例，生动、直观和系统地介绍各种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相关技术和理论要点，目的是期望读者能够按图索骥，比较迅速地掌握相关知识，指导临床实践。书中的病例选择充分反映了作者匠心，既考虑了不同的颅内动脉瘤，如不同部位、大小、形态以及动脉瘤类型对相应介入技术的要求，又针对性地选择了相关病例，以介绍相关特殊技术、治疗策略、术中和术后注意事项以及新材料、新方法。全书图文并茂，清晰易懂，重点突出，是从事神经介入医师和研究人员难得的一本案头参考书。
在此，我谨向本书的作者致以诚挚祝贺，并期待广大的读者开卷有益，从本书中汲取更多的知识，最终造福广大患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良辅
年9月
中文序二科技创新驱动医学的发展，转化医学成为近年的热门话题。所谓转化，就是用一个领域的创新指导衍生领域的突破。颅内动脉瘤诊疗在过去30年内有了重大突破，不仅从血流动力学等理论物理学角度分析血栓形成及动脉瘤愈合的机制，且栓塞材料也发生了从腔内致密填塞到血管重建的理念转变。而这些都得益于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成功转化，更是“产、学、研、医”合作的重大突破。正是神经影像技术不断发展以及神经介入治疗器具的不断更新，成为促进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领域飞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
第二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在学科带头人刘建民教授的带领下，从出血性脑血管病的栓塞治疗及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流再通等微创治疗技术应用，到脑血管病救治流程的改进、急救绿色通道的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和跨越式发展，已然成长为中国脑血管疾病微创治疗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在颅内动脉瘤微创治疗技术方面的创新性工作，更是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从开展亚洲首例颅内支架成形术治疗颅内动脉瘤，到支架半释放、后释放技术等一系列创新技术体系的建立，直至研发成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国产血流导向装置。作为刘建民教授的挚友，我有幸见证了该团队在这一领域坚持以“理论创新”指导“器具创新”，最终促进“模式创新”的全过程。这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尽管不足为外人道，但想必也已尽了“洪荒之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长海神经介入团队不仅执着于诊疗技术上的创新，更乐意于治疗理念与诊治经验的言传身教。《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学——基于病例的研究》一书正是该团队对神经介入教学从临床实践到理论的升华。本书是国内首部采用案例式教学模式的神经介入专著，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成功处充分体现了该团队的集体智慧，而失败处也凝聚了团队全体成员的深入反思与体会。每一篇章不仅有技术细节的展示，还着重讲解治疗方案制定及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更从疾病的解剖学及生理学特征进行介绍，充分发挥医院脑血管病中心的病例资源和学术资源优势。这不仅是神经介入初学者身旁的有用参考书，也是值得已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经验的从业者进一步学习提高的专业必备书。
在此，我谨向刘建民教授及其团队致以诚挚的祝贺，并期待他们以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为起点，从初始的病例积累到深入临床研究的开展，包括前瞻性注册研究、自然病史与出血危险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优化选择等，充分发挥病例资源优势，建立多中心的研究平台，占领颅内动脉瘤研究的“制高点也期望他的团队继续开展新技术，探索及总结神经介入诊疗经验，形成覆盖所有神经介入领域不同病种的系列丛书，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中国的神经介入治疗技术及先进理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颖浩
第二军医大学校长
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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